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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深港边界
发布时间: 2015-09-25 信息来源: 市档案局  [内容纠错]

  “深港边界”也就是“粤港边界”,是指深圳与香港两个行政区域之间的边界。这条边界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界”,而是在十九世纪中期由英帝国主义通过对中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后,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强行侵占和“租借”中国领土的产物。

  深港“边界”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既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华民族屡受外敌侵略和欺负而蒙受巨大屈辱的重要历史见证,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追求民族解放和独立自主的重要历史见证。深港“边界”两侧的双方,在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从彼此敌视和对抗发展到互相交流与合作,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方针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历史见证。

  一、深港边界的形成

  深港边界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英国通过迫使清政府强行签订《江宁条约》将香港岛首先割让给英国。英帝国主义出于殖民扩张的需要,在1840年6月对华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于1841年1月强行占领香港岛,并于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迫使战败的清政府在南京长江江面上的“康沃利斯号”( HMS Cornwallis)英国军舰上签订了近代中国与外国之间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也就是《南京条约》。此条约规定,“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还规定“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等等。根据这个条约,面积达83平方公里的香港岛被“割让”给了英国,而且中国还因此丧失了关税自主权。

  第二阶段是英国通过与清政府续增签订《北京条约》,致使九龙半岛南部被英国占领后强行“租用”。英国在获取香港岛后,得陇望蜀,觊觎占有隔海相望的九龙半岛。1856年(清咸丰六年)10月23日,英国以“亚罗号(Arrow)事件”为借口,派军舰攻打广州,突入珠江,占领沿江各炮台,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清咸丰七年)10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并成立以英驻广州领事巴夏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为首的三人军事委员会。12月,清廷广东巡抚和清将向英军投降,英国当局对广州实行军事统治。1858年(清咸丰八年)春,一些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军将领多次提出割占九龙半岛的建议,这些建议送回伦敦后得到了英国政府的首肯。6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马姆斯伯里(3rd Viscount Palmerston)写信命令英驻华全权公使额尔金(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称,“一旦出现机会,应竭力通过条约从中国政府手中将这些地方割让给英国政府,至少要割占香港对面的九龙岬角。”1860年(清咸丰十年)2月19日,英驻华公使卜鲁斯(frederick william adolphus bruce ,1814-1867)写信通知英军将领,“女王陛下政府表示渴望割占九龙半岛的一部分。为了保障港口安全,并在大陆沿岸聚居的居民中间维持秩序,需要占领这块地方。”3月13日,英军侵华陆军司令克灵顿中将抵达香港后,就提议派遣军队在尖沙咀登陆,并设置宿营地。18日,英军第44特遣队强行侵占了九龙半岛尖沙咀一带,很快实现了对九龙半岛的武装占领。20日,英方向两广总督劳崇光提交一份文件,以九龙半岛秩序混乱致使英国利益受损为理由,要求广东当局划一界限,将界限以内土地割让予英国。并提出在呈报清政府批准之前,可先采取租借的形式。劳崇光无力反对,于第二天就被迫签署了这份租约,并办理了用印和互换文件的手续。从3月20日下午双方开始会谈到签约结束,仅用了一天多的时间。10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24日,清廷被迫签订中英《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此条约第六款规定“前据本年二月二十八日(1860年3月20日)大清两广总督劳崇光将粤东九龙司地方一区交与大英驻扎粤省暂充英、法总局正使功赐三等宝星巴夏礼代国立批永租在案,兹大清大皇帝即将该地界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属香港界内,以期该港埠面管辖所及庶保无事。”据此,新安县九龙司面积约为8平方公里的领土即被英国强占。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1月19日,驻港英军2000多名官兵渡海前往九龙参加了领土移交仪式。英国殖民者为表示对九龙的正式接管,强迫清政府派出新安县县令等军政官吏4人参加。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把一个装满九龙泥土的纸袋递给新安县令,再由该县令将此袋泥土交给港督罗便臣(Hercules Robinson),象征新安县九龙司一块领土管辖权的移交。

  第三阶段是英国通过与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下称《专条》)和《香港新租界合同》(下称《合同》),将九龙半岛北部强行租用成为“新界”。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4月2日,英国驻华公使正式通知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李鸿章,“英国香港当局不满意目前的界限,希望展拓界址”,“以为保护香港之计”。次日,李鸿章就向英国公使表示,如果展拓范围不大,可以同意。为了避免引起其它国家效仿,李鸿章请求英公使在向英国会报告时,将此事说成是两广总督与英国驻广州领事早已商定的,而不是因为清廷同意法国租借广州湾后对英国的“补偿”。24日,英公使根据外交部的指示,向李鸿章出示展拓界址的地图,这张地图将大鹏湾到深圳湾一线以南,包括九龙城及许多岛屿在内的大片土地及水域都划入拓界范围之内。李鸿章未曾料到英国胃口如此之大,遂加以拒绝。后经多次谈判,英方坚持不肯让步,英国公使甚至拍案威胁李鸿章称,清廷租让广州湾给法国危及香港安全,如果你能废了与法国的广州湾之约,我们的提议也可撤回。6月9日,李鸿章无奈之下与英国公使在北京签署了《专条》,同意从7月1日起,将九龙半岛、大屿山等235个岛屿和大鹏湾、深圳湾等水域租借给英国,租期为99年,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按照此条约所附地图,英国取得九龙地区至深圳河及沿海岛屿977.4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的租借权,比原先已占有的面积扩大了11倍,水域面积较前扩大了四五十倍。这些区域后来被称为香港的“新界”。这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第三个不平等条约。

  此《专条》签订不久,就有港英政府官员提出报告,反对以“人为的、简单的直线”划定新界北部的陆界,主张以“自然边界”即以新安县的北部“界山”为界,企图将整个新安县都包括进租借地。10月,港英政府辅政司骆克(Sir 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 KCMG,1858-1937)提交一份报告,强调要把深圳“包括在租借地内”。并称,“如果仍许深圳为中国领土”,将会如“九龙城寨”那样,成为“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经常发生磨擦的根源”。

  另一方面,清廷李鸿章等则认为,由于当时在九龙城内还设有九龙巡检司衙署和大鹏协副将衙署,将九龙城保留在中方手中,具有象征意义,表明展拓土地属于租借性质,中国对其仍享有主权。在李鸿章的坚持下,此《专条》中明确规定,“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至九龙向通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仍留附近九龙城原旧码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来停泊,且便城内官民任便行走。将来中国建造铁路至九龙英国管辖之界,临时商办。”但由于中方的让步,在此《专条》中连保证中国税收、反走私权利和保留租借地内中国税关等具体内容也未能写进去。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3月11日,“新界”北部陆界定界谈判在香港举行。英方提出将陆界从深圳湾起沿深圳北侧山脚一直往东到梧桐山脚到沙头角北侧一线为边界线。清廷代表传达两广总督的意见,以“深圳设有炮台,沙头角是个大墟市”为由拒绝接受英方提出的边界线,并建议以深圳河南边支流为界。英方则以拒绝谈判相威胁。最后中方被迫同意英方提出的以深圳河北为界,整条河流划入英方界内的意见。16至18日,两广总督谭钟麟派辅用道王存善与港英辅政司骆克会勘租地界址。双方共同沿深圳河河源至沙头角一线勘定界址,树立木质界桩。3月19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八日),中英双方代表在香港签订了《香港英新租界合同》,此合同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粘附地图中有关“新界”北部陆界的规定。

  在《合同》订立两年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满清粤督总署关于“新界河港以口门左右两岸相对直线为界”的公文又规定,“嗣后新租界各海湾与华岸毗连者,应以沿湾水尽见岸之处为界,其划归租界内之深圳河,则仍照王道所订合约,以北岸为界,所有与大鹏深圳两湾及租界内之深圳河毗连各河港,俱以口门左右两岸相对直线为界。”这一文件明确了英国对大鹏湾和深圳湾水域的霸占,允许其权力“可至各海湾潮涨能到之处与深圳全河至北岸潮涨能到之处。”

  由此开始,一条由英帝国主义殖民者通过战争手段强迫清政府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合同》而形成的殖民地边界——深港(粤港)“边界”终于形成。

  二、深港边界的具体位置

  根据《香港英新租界合同》的规定,深港边界的具体位置为:

  “北界始于大鹏湾英国东经一百一十四度三十分潮涨能到处,由陆地沿岸直至所立木桩,接近沙头角(即土名桐芜墟)之西,再入内地不远,至一窄道,左界潮水平线,右界田地,东立一木桩,此道全归英界,任两国人民往来。

  由此道至桐芜墟斜角处,又立一木桩,直至目下涸干之宽河,以河底之中线为界线,河左岸上地方归中国界,河右岸上地方归英界。

  沿河底之线至径口村大道,又立一木桩于该河与大道接壤处,此道全归英界,任两国人民往来。此道上至一崎岖山径,横跨该河,复重跨该河,折返该河,水面不拘归英归华,两国人民均可享用。

  此道经过山峡,约较海平线高五百英尺,为沙头角、深圳村分界之线,此处复立一木桩,此道由山峡起,即为英界之界线,归英国管辖,仍准两国人民往来。

  此道下至山峡右边,道左有一水路,达至径肚村,在山峡之麓,此道跨一水线,较前略大,水由梧桐山流出,约跨百码,复跨该水路,右经径肚村抵深圳河,约距径肚村一英里之四分一,及至此处,此道归入英界,仍准两国人民往来。

  由梧桐山流出水路之水,两国农人均可享用。复立木桩于此道尽处,作为界线。沿深圳河北岸下至深洲湾界线之南,河地均归英界。其东西南三面界线,均如专约所载,大屿山岛全归界内。大鹏、深圳两湾之水,亦归租界之内。”

  由于英方在《合同》中使用了含糊不清的“潮涨能到处”这一提法,就将原来并未包括在租借地内的深圳河及自北岸入海的各河口全部处于英方控制之下。后经清政府与港英当局长时间的争论,才确定英方管辖界限不能超越两个海湾河流的入海口,也不能超越流入深圳河租界水域的河港口;租借地各港湾,中方管辖的海岸毗连之地应以沿湾水尽见岸之处为界。深圳河划入租界,边界以河的北岸为界;大鹏、深圳两海湾及深圳河毗连的各河港均以入口两岸直线为界。

  深港“边界”经勘定后的具体位置是:

  1、北面“界线”

  东起大鹏湾北岸东端,具体位置是东经114度30分,目前尚有钢筋水泥界碑一座,竖立在大浪湾和西涌之间突出处一座小山上。界碑高约2米,正面刻有中文,背面刻有英文。从该处向西沿北岸线一直至沙头角。这一段海防线长51公里。再沿沙头角西南面小河沟东岸经沙头角镇内之中英街,至镇北面沙头角桥的西边,再沿沙河中线向西北直上至径口村南面,然后大致上沿山边的小路经伯公坳(即“合同”中称为较海平面高500英尺之处)至径肚村西南面,此后沿深圳河北岸直至深圳湾。这一段陆路界线,以东起沙头角,西至深圳河出海处附近的沙咀,全长27.5公里,其中由沙头角至径肚一段有界碑20块。界碑高约60公分,正面刻中文,文曰“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地界,第X号”背面刻有英文。再沿深圳湾北岸水线向西直至深圳湾西面半岛的最南端(即赤湾东面),然后再直线向西,由海面上伸展约2200多公尺至东经113度52分为止。这一段海防线(东自深圳河口的沙咀起)长28.5公里。

  2、西面“界线”

  以东经113度52分为界,北接赤湾西南海面,(衔接点的具体位置约在北纬22度28分),南接大屿山,大屿山全岛划入“新界”。

  3、南面“界线”

  这一面界线在1898年的“专条”和1899年的“合同”中都无文字规定。按“专条”所附地图,界线划分情况是:在大屿山西南角与大鸦洲岛西南角之间划一直线,并直线延伸至大鸦洲岛的东南面,与北纬22度9分相连接,再沿北纬22度9分直线向东。这条线经过香港薄寮洲和外伶仃岛之间的海面中间,再经香港蒲台岛南面至东经114度30分止。

  4、东面“界线”

  以东经114度30分为界,北接大鹏湾北岸东端,南接北纬22度9分,这一段界线全部在海面上。

  在深港“边界”的地理位置上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

  1、在深港“边界”以南的九龙半岛东北部,仍旧存有一块仅有6英亩大,约2.7公顷的九龙城寨。驻扎在城内的武有大鹏协副将,文有九龙巡检司,这是一块由中英双方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议定,虽被英国割占而仍由中国行使领土主权的特殊地方。在《专条》中并明确规定中国官员仍可驻扎九龙城内,并保留附近码头以便与内地往来。九龙城墙因此成了“界中之界”。

  2、1941年香港被日本占领后,日方认为中港两地均已经被其占领,原有界石已无必要,因此有多块界石被掘起扔掉。日本投降后,英方迫切希望重新确立香港的殖民地地位,遂于1948年4月15日与中方(民国政府)重勘“边界”,重竖界石。4月17日,由粤港双方代表在香港签署了《重竖沙头角中英界石备忘录》,并对此次勘界经过作了详细记录,以对其合法性予以确认,此次勘界实际上是恢复了二战前的深港之间的“边界”线。

  3、在解放后不久,由于双方深港“边界”实行封锁后,两侧居民已不能自由往来。但中方沿边境线的沙头角、径肚、莲塘、罗芳、罗湖、湖贝、向西、赤尾等村共有3616亩耕地处于港英新界境内,仅罗芳村就有600多亩土地需要过境耕作;而新界方面也有402亩土地处于中方宝安县境内;双方群众都要越境进行耕作或下海捕鱼,约有31个自然村2000边民持《深圳过境耕作证》过境劳作。在香港回归以后,为了防汛而对深圳河进行了改造,工程竣工后,由于河道经过“截弯取直”,深圳河道的走向已经有所改变,原属深圳落马洲的一部份土地已处于深圳河南部,实际上变成处于深港“边界”的南侧。以上情况也让原先的深港“边界”较之前出现了新的变化。

  4、在香港回归前,粤港双方再次对深港“边界”进行了勘测。1997年4月23日,广东省国土厅完成了国家测绘局下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图》的编制工作。该图作为1997年7月 1日香港回归祖国时,由国务院公开发布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用图。6月6日,粤港边界管理范围的联合测量工作圆满完成,确定了管理范围线各编号点的地理座标,并上报广东省政府和国务院港澳办。7月,电子版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域图》出版。9月 《香港特别行政区地图册》出版。 现在的深港边界陆界为27.5公里,从沙头角经伯公坳、沿深圳河上游经径肚、长岭、莲塘、罗芳、文锦渡、罗湖、渔农村、皇岗(水围),直至深圳河入海湾的出口。对大鹏湾和深圳湾中双方处于海面上的边界线也因此作出了明确的划分,既不是按原先所谓“专条”的“潮涨能到处”划界,也不再按解放后中方的“实际控制线”划分。但这已经不是原先香港回归前的深港“边界”,其本质是同属一个中国框架下的两个行政区之间的边界了。

  三、深港“边界”实际控制情况的演变

  在《香港英新租界合同》签署以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3月27日,新安县知县发布告示,宣布“总理衙门”已经同意港英政府在九龙拓展租界区界线,随即受到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从3月28日到4月16日,当地民众曾进行了顽强的武装抵抗。直到16日下午2时50分,英军才在强力镇压民众的抵抗之后,“乘民不备,升竖英旗”,在大埔举行了强行接管新界的升旗仪式,从此英国正式接管新界。18日,英军用重炮残酷镇压了2000多抗英志士,占领元朗、上水和沙田等村,深港“边界”南侧的“新界”全部被英军所占领。

  英军在刚刚接管新界4天后,就违反《专条》和《合同》规定,于3月20日以“妨碍保卫香港”为名正式向两广总督谭钟麟提出,要求中国政府撤走驻守九龙城寨的中国官兵,但遭到拒绝。5月16日,英军又强行驱逐九龙城寨中国官兵和封闭九龙海关,并强行占领了深圳和沙头角。这一明显的违约行动激起广东民众的强烈抗争,迅速组成3000多人的志愿民军抗击英军,也引起清政府的十分不满。在双方僵持半年后,英军才不得不于11月13日从深圳撤回香港。此后,港英当局也未再派官员进入九龙城,而清政府也无力再派人进入九龙城寨进行管治。深港“边界”暂时进入了一个稳定时期。

  由于缔约双方在《合同》中已明确规定了在深港边界两侧“任两国人民往来”,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深港“边界”陆界部分,双方除了在桥梁和交通要道设立哨位或制式岗楼进行观察、由双方军警沿界巡逻和海关缉私以外,深港“边界”仅有界桩作为标志,并无禁止人员往来通行。但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港英所控制的地区实际上已超出以上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范围。在陆地边境,英军警经常越过界线活动。大鹏湾和深圳湾均为英方完全控制。渔民在湾内捕鱼、采蚝必须领取香港牌照;而且,英警轮船可任意停靠检查北岸一些港湾内的船只,直至扣船捕人;英军警人员甚至还越界登岸入村,横行无阻。

  1938年10月12日和11月22日,日军先后在大亚湾和大鹏湾登陆。26日,深圳失守。大批难民越过深港“边界”逃往香港新界躲避战火。宝安被日军占领后,深港“边界”北侧完全被日军所控制。1941年12月8日,日军三十六师团15000人越过深圳河攻入香港新界。25日,英国驻香港总督杨慕琦(Mark Young)向日军投降。26日,日本在香港成立了“军政府”,由酒井隆中将任军政厅长官,实行军事统治。1942年2月20日,日本正式宣布香港为“日本占领地”,并任命陆军中将矶谷廉为“总督”。由于香港的战略价值与其它国家和地区不同,日本没有在香港设立所谓“自治”的傀儡政府,而是公开宣称把香港“视作一个堡垒看待”。 1942年1月,日军政府颁布了华人疏散方案,并成立所谓的“归乡委员会”,迫使华人居民离港返乡。3月6日,“总督府”颁布《占领地(香港)法例》,规定所有入境、离境、居留、经商的人士一律须得到总督批准。还颁布所谓的《出入境法令》,规定离港人士必须填报申请,详细说明理由,取得渡海证或回乡证后方可离境。持渡海证者可返回香港,持回乡证者回乡后不得再次入境。同年夏天,位于九龙半岛的九龙城寨也被日军以扩建工程的名义全部拆除。1943年后,由于粮食紧张,日军甚至在街头抓捕华人强行押解驱赶出境。香港人口在日本统治期间从160万人骤减至60万人左右。在日本占领香港的三年零八个多月时间内,深港“边界”除了大鹏湾、深圳湾以及深圳河这些自然分隔外,实际已经形同虚设。由于深港“边界”两侧均被日军所控制,日本人认为原有陆界的界石已无存在的必要,他们甚至将部分界碑掘起丢弃。

  随着战争态势的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中英两国政府曾在香港未来地位问题上有过多次争执。1942年,中英双方在重庆就有关废除英国在华治外法权、签订两国间平等新约的谈判中,中方提出,中国一向将租界和租借地一样看待,因此,收回租界应包括新界租借地在内。英国政府则表示,这次谈判主题仅是废止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同意将英国在上海、厦门、广州和天津的“租界”交还中国,而“租借地”不在谈判范围之内。此后,中国政府虽曾表示,若英不交回“新界”,中国就不签约;但由于英国的态度十分强硬,而且当时中英为“盟国”,中方未能坚持到底而不得不作出让步。1943年1月11日,中英签订《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相关特权条约》中,并无英国归还新界租借地的条款。中方仅仅表示保留今后再次提出新界问题的权利。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表示,期望到战争后期直接从日本人手中夺回香港,造成既成事实,让英方无可奈何。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在开罗举行首脑会议(即开罗会议)。蒋介石事先已经决定,若英方不提出香港问题,中方也不主动提出此事,以免发生争执。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却在此次会议上曾私下主动向中华民国政府总统蒋介石提出建议,战后可由中国收回香港,然后将其宣布为国际自由港。蒋对此欣然同意,并要求罗斯福“先与英国讨论此事”。但这一提议因受到英国首相邱吉尔的激烈反对而被搁置。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联合发表《美英中三国领袖公告》即《波茨坦宣言》。8月6日和9日,美国两次向日本投放原子弹。9日,苏联对日宣战,同时也在此公告上签了字,《波茨坦公告》成为了四国共同宣言。8月10日,日本表示已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提出的条件。11日,英国驻华大使奉外交大臣密令,尽快找回仍被日军囚禁在战俘营中的原港英当局布政司詹逊,并授权其在日本投降后尽快恢复港英行政机构。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民国政府外交部代部长曾召见英国驻华大使,表示在未获盟军统帅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授权下,英军不得占领中国战区的任何土地,但被英方断然拒绝。两天后的19日,刚离开战俘营的詹逊就宣称自己是英国政府指定的“署理港督”。此后,中国将军孙立人奉命随即率领新一军越过罗湖桥进入香港,分布在深圳河沿岸和广九铁路沿线的第13军也陆续开始向香港推进。二战后曾在香港九龙塘一带驻札过的中国军队曾超过10万人。23日,詹逊带领一批前港英当局官员在香港中区建立了临时总部,并于28日宣布组成临时政府。30日,英国海军特遣舰队从菲律宾赶到香港,由英国海军少将夏悫组成军政府,并准备单方面接受日军投降。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交备忘录,宣布英军将重占香港并恢复港英政府。由于美国新总统杜鲁门上台后转而支持英国的立场,民国政府无奈只得与英方进行多次交涉后达成协议:由夏悫以中英双重代表的身份接受日军投降,并将香港地区的受降仪式安排在南京受降仪式之后。驻港日军的全部装备归中国所有;原先已开入新界地区的中国军队可以借道北上。香港因此而成了国民党军队从海路北上参加内战的转运站。9月16日,日军投降仪式在香港总督府举行,中方提出派一名军官参加受降仪式的要求也被英方所拒绝。深港“边界”全线南侧再次被英方所控制。

  1948年12月,中国内地东北的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也即将取得胜利。在此情况下,英国外交大臣于5日向内阁提交《备忘录》,分析了香港未来几种可能的前途。1949年1月,英国内阁制定了《香港紧急防卫计划》,并制定了《人民入境控制条例》。3月5日,英国殖民地大臣也向国会提交了《备忘录》,提出香港需要两个旅的兵力才能对付目前可能面临的局面。英军驻港兵力很快就从一个旅迅速增加到四个旅。此后,港英当局于6月14日制定紧急状态条例,封锁边界,控制人口,实行移民登记等一系列措施。深港边界两边人民自由往来的历史就此终结。

  实际上,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早在1948年8月已经对香港工作作出指示,并通知了华南局。他明确表示,我们现在没有收回香港的打算。香港工作的重点是拉英反美,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保护当地人民的权利,保护中共在香港的机构。1949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叶剑英传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规定部队“不能越过樟木头一线”。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驻守深圳的国民党税警和护路部队于16日宣布起义,宝安、南头随即宣布解放。19日,深圳也宣布解放。香港报纸对此迅速作出反应。英国《泰唔士报》发表采访宝深军管会主任的谈话。30日,就有香港500多工人在香港工联会负责人带领下到深圳“劳军”和联欢。

  深圳解放后,国民党空军还持续空袭深圳近三个月时间。1950年2月,深圳火车站油库被击中引起大火。这种状况直至4月18日位于深港“边界”上的内伶仃岛也被解放军占领后才停止。人民解放军奉命止步于深港“边界”而按兵不动,边境防务全部由人民军队接管并控制。

  全国解放后,深港边境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解放初期,也曾发生过英军警人员到中方岸边扣捕渔船等情况。但解放军和民兵一旦发现武装英兵在沙头角和盐田登岸,立即予以逮捕后遣送回去,或勒令其离去。对经常驶近北岸进行侦察活动的英炮艇及水警轮,边防部队常常予以开枪射击以示警告。1959年曾发生英水警轮在距北岸约500公尺处被民兵开枪击中事,英方对此也从未提出过交涉或抗议。边防部队在这一带海面的内定警戒线为距北岸200公尺,如有英水警轮迫近即警告其离开。

  1970年以后,中方两艘海上公安艇常以南澳、盐田为据点,在大鹏湾执行巡逻及搜捕偷渡人员等任务,活动路线一般从南澳至盐田,距北岸最远处约有2000多公尺,有时甚至驶至香港坪洲码头附近。港英水警轮虽常尾随追踪,但对此也未提出异议。大鹏湾内的中方渔船在1955年以前还大多领有香港牌照,但在实行人民公社化以后,中方渔民已不再领取香港牌照。面对中方渔民在海湾内捕鱼,英方除了不准施放渔炮外,一般也不予干涉。

  当时,深圳河经深圳湾有航线可通东莞、广州、香港等地,中方船只在深圳河至深圳湾河道通行,英方也没有进行干预。自1965年起,中方蛇口海上公安(简称“海公”)艇在深圳湾附近海面巡逻,有时越过主航道南边,英水警轮有时也会尾随而来,但不敢靠近或驶入中方“海公”路线之北海面,也未对中方“海公”活动提出异议。英水警轮的活动一般以到元朗河口为止,有时驶近深圳河口。1962年至1963年,英水警轮曾以试探方式逐渐深入渔农村以南河面,后经附近渔民以他们破坏渔蚝生产为由,将英水警轮驱逐出深圳河口。以后再有来者,中方民兵随即提出警告,他们亦及时离去。1973年,港英以给挖泥船工人送粮送水为借口,要求允许水警轮进入深圳河,中方未曾答应,他们也未再强行进入深圳河。解放后,英军警人员的活动一般都不敢超出旧《专条》规定的界线范围,而且,其实际控制的界线,较《专条》上的界线还有一些收缩。英方的实际控制界线与《专条》明确的界线之间,实际上成为了缓冲地带,而且逐步为中方所控制。

  如由沙头角镇北面沙头角桥的西边至径口村南面一段(即八号至九号界碑),《专条》规定的界线是以沙河中线为界,但实际上英方仅控制至沙河南岸。1954年4月,英方沿河南岸筑起铁丝网后,英警一般不敢越出铁丝网之外。在径口村南面(界线以南,即属英方范围)有一块田(田主在英方),英方也没有将其围进铁丝网内。自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港英军警甚少进入“中英街”内巡逻。一般从镇内各小巷行至“中英街”口稍事停留即离去,极少在“中英街”横贯而过。由径肚村西南直至深圳湾一段(即第二十号界碑以西),竖立于径肚村以西的第二十号界碑,是最后一块界碑,过该界碑便是深圳河上游。按照《合同》这一段应以深圳河北岸为界。但解放后,双方控制情况实际上是以河的中线划分。1950年6月英方开始沿深圳河南岸筑起铁丝网,此后英警也一般不敢越出铁丝网之外,有时出铁丝网或下河,遭到中方哨兵干涉后也即退回。中方农民在深圳河中搞水利(筑陂头)英方也从不敢干涉。为防止出现意外冲突,有时英方派人出铁丝网外除草都会事先通知中方。

  自1959年以后,英方态度和过去有所不同。1959年7月,英国驻华代办处借口中方农民在深圳河南岸用泥土掷英警事致函我国外交部,再次提出所谓“以深圳河北岸为界”的问题。1960年初,中方农民在深圳河中修水利抗旱,英方即加以干涉。英方官员还向中方农民表示,在河中修水利,他们不反对,但要事先与他们联系。但港英船只进入深圳河或在河中施工,事先均会告知中方船形及人数。

  在海域上,如果按上述《专条》与《合同》规定,整个大鹏湾和深圳湾内水面均属“新界”范围。解放前,中方渔民在湾内捕鱼,必须向港方纳税领取牌照。甚至北岸的各个小港湾亦受英方控制,英军警人员可随便靠岸登陆。深圳湾内有蚝塘约六万亩,由英方统一编号管理。解放后,中方群众在湾内养蚝,除石厦第五号蚝塘(位于深圳河沟以南)向来由住在新界的港人缴纳税款以外,其余的蚝塘已不再向英方领取牌照和纳税。中方蚝民在湾内养蚝面积约占湾内蚝塘总面积的60%。1951年,英方曾通知中方蚝塘主交纳税款,中方未予理会,此后英方也没有再提。1966年至1970年,中方交通部门先后在深圳湾设置四座航标。1975年又进行了更换,共设置五座,位置均在深圳湾主航道以北。施工时港英水警轮前来打听,当知道我为更新航标时,也未作任何表示。

  从总体上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英方实际上一直企图明确以不平等“条约”划定的界线为界。自1951年开始,英方就不断通过边境上的具体问题,由有关人员或机构试探中方态度。后来还正式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方明确提出深港“边界线”问题,在外交交涉上仍以“条约”规定的界线为依据,并企图以外交交涉来逐渐恢复英方对“条约”界线的完全控制。但由于中方明确表示不承认清政府与英方所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也拒绝承认依据这些“条约”所划定的所谓“边界”,而且中方在陆上“边界”、大鹏湾和深圳湾的海上“边界”的实际控制线也已经否定了原来的深港“边界”。所以,港英政府的基本态度只能是维持现状,实际上是默认了中方的实际控制线。

  四、深港“边界”沿线的日常管理

  由于港英当局于1949年6月就开始封锁深港“边界”,从1954年4月又沿深圳河南岸筑起铁丝网,从东面的沙头角到西面的沙尾的深港陆地“边界”沿线还设有铁篱笆、碉堡、警署和其它的军用设施。依次为:沙头角警署、伯公坳碉堡、矿山碉堡、老虎山碉堡、打鼓岭警署、瓦窑碉堡、文锦渡警署、南坑碉堡、罗湖警署、大雾山雷达站、马草垅碉堡和警署、落马洲警署、担竿洲碉堡。在这些设施上都装有探照灯和了望设备,可以与香港英军指挥部直接联系。有些地方还在离前沿较远的山背上建起第二道铁丝网,全由军队防守,建有炮台、机枪碉堡、坑道等工事和观察所,配有远距离望远镜和照相设备,炮台和坑道内炮兵的炮口目标针对着中方。无论是在陆上还是海上巡逻的警察都配有手枪、冲锋枪,甚至还有装甲车和高速巡逻快艇。部分重点地区还在铁丝网上通电,在沙头角边境地区常年实行管制,即便是香港居民也要持边境特别许可证方才可以出入。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沙头角双方发生激烈枪战后,为避免发生直接冲突,英警就不再在中英街内巡逻了,改在镇内的英方巷内巡逻,到中英街口稍加停留后随即离开。港英当局在深港“边界”的海上边界部分,主要是在东部大鹏湾、西部深圳湾以及珠江口海域,通过设立下海口、船舶停泊点,通过海上警戒巡逻进行管理。

  在深港“边界”的北侧,从1949年宝安县解放到1979年深圳市成立前,深港“边界”的管理由广东省军区珠江军分区、惠阳军分区部队、守备部队和公安边防部队承担,并在民兵的配合下实行军事管理。深圳市成立后,深港“边界”的边防管理由武警和公安部队担任,主要分为过境耕作口边防管理、防区巡逻警戒和海防管理。

  1949年11月,宝安县刚刚解放就成立了“中共沙深宝边区工作委员会”和“广州军管会沙深宝分会”,下辖沙深宝公安局、广东省公安边防第50团,其下辖的3个边防大队分别驻沙头角、深圳镇、南头城,设文锦渡、罗湖、大铲3个检查站,开始执行深港“边界”的边防管理勤务,检查出入境旅客和货物。1950年2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决定正式开始实行边境管理。来往香港的旅客须持公安机关签发的通行证由对外开放口岸出境,其它沿海边沿地区一律禁止出入。3月,九龙海关陆续将蛇口、桂庙、白石洲、沙头、莲塘、沙头角、沙鱼涌7个支关的人员、房屋、武器装备移交边防公安第三分队,并将边境查私工作和巡逻任务移交给边防部队。7月,建立深圳公安边防检查站,隶属于广东省公安厅边防局领导。下设罗湖、文锦渡口岸检查站,主要执行封锁深圳河、边界两边居民往来检查的任务。随后,陆续在宝安县与香港边境之间架设铁丝网,建立边防工事和边防哨所,以驻军为主,民兵为辅负责边境防务。

  1951年2月15日,中方正式实施边境管理,封锁深港“边界”,结束边民自由来往,但允许香港新界边民持沙深宝公安局通行证来宝安县过境耕作。由于宝安县与香港边境地区犬牙交错,对需要过境耕作的边民则实施颁发过境耕作证制度,在部分地区设置过境耕作口,仅供边民往来耕作。从1978年起,经与港方协商后,深圳市公安局在沿陆地边界的径口、长岭、罗芳、赤尾、皇岗、新洲、沙头开设7个边防工作站,供沿线31个自然村2000名边民在指定耕作口持两年换发一次的《深圳过境耕作证》越境耕作,由警员从早上6时到下午18时在出入口值勤检查,证件检查后须交由值班室暂存,在入境时则允许边民携带少量日常生活用品,经检查后才能取回证件入境。

  在深港“边界”的海域海防管理上,其主要任务从解放初期的反台湾国民党军小股部队登陆袭扰和破坏,逐步转向以反内潜、反偷渡和反走私为主。开始时仅由边防部队在东海岸从西冲至盐田、西海岸从西乡至沙井,以连为单位设哨警戒,派出小组沿海岸线进行巡逻。从1979年深圳建市后到2005年,还在沿线组建了民兵海防哨所参与。1981年11月,武警边防支队在东海岸背仔角、西海岸姑婆角分别组建了水上公安检查站,各辖边防检查中队和雷达哨各1个及2艘巡逻艇,分别担负东、西海域的海防管理。1986年9月,武警边防支队组建南头边防大队,辖白石洲、后海、大新3个边防工作站,开始实施下海作业口的管理勤务。1990年又在蛇口增设边防工作站。1994年,将盐田公安检查站改为盐田边防检查站,负责沙头角至梅沙沿线渔民下海作业管理勤务。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组建了龙岗边防大队,下辖南澳、东山、葵涌3个边防工作站;组建宝安边防大队,下辖西乡、福永、沙井3个边防工作站;从1997年4月开始,还分别在大鹏湾和深圳湾各组建了海上快艇队,以增强海防管理的力量。至此,深圳东西部边海沿线全部处于武警边防支队的监控之中,实现了深港“边界”的全线规范化管理。

  解放后,我国在总体上对深港“边界”沿线的管理进行了严格分工,人员进出由边防局、公安机关负责,军事防务由驻军和民兵负责。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防务内容主要为“六防四反”,即:防袭击、防骚乱、防破坏、防空、防火、防毒和反偷渡、反内潜、反空降、反走私。1960年,边界停止执行新界边民过境耕作的规定,除深圳边境检查站在罗湖关、文锦渡关进行出入境检查外,其余处于全封闭状态。由部队在边界沿线要冲布防,设哨所巡逻警戒。在1960—1980年期间,反外逃成为边防工作的重要内容。自1990年以来,随着深圳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香港的回归,现在反走私和缉私已成为深港边界边海防工作的重点。

  五、深港“边界”口岸的出入境管理

  由于深港“边界”最初是允许两侧人员自由出入的,所以,最初的口岸出入境管理主要体现在通过海关对进出口货物实行查验、征收关税和查私缉私上。

  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分别在广州、厦门、云台山(今连云港附近)和宁波设立粤、闽、江、浙四个海关。这是我国最早以国家名义设立和管理的对外贸易管理机构。

  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因再次实行海禁而关闭了厦门、云台山、宁波三个海关,仅保留广州一个口岸开放对外贸易,粤海关遂居重要地位。粤海关由皇帝派遣“监督”管理,以满清贵族充任,具有与总督、巡抚平行而排次略后的官阶。鸦片战争前,粤海关并不直接管理来粤贸易的外国商人,而是通过特许商行——“十三行”来进行管理。鸦片战争后,“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的制度被废除,粤海关开始直接对外贸进行管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攫取了中国海关的管理权。1859年(清咸丰九年)10月,海关总税务司开始由英国人担任,粤海关行政权被攫夺,从此粤海关一直为英帝国主义所把持,直到广州解放。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4月2日,由于香港已经割让给英国,九龙半岛的南部也已被英方所“租用”,为禁止鸦片、查缉“洋药”等的走私和收取关税,清政府决定在香港设立九龙关。九龙关的主要官员由英国人担任,其管理权一直由外国人控制。从九龙关成立到1949年解放的62年间,共任命了66任税务司和代理税务司,全部为英国人;其他重要职务(帮办、监察长等),也绝大多数由洋人所包揽。

  在九龙半岛的新界尚未被英国侵占时,九龙关仍有权在九龙新界深水埗、汲水门、佛头洲等处设立关厂进行监管和收税。九龙海关刚建关时,总关设立在香港维多利亚城。在1898年《专条》签署后,由于深港“边界”已经确立,在英国方面的逼迫之下,清政府将原设在港九地区的九龙关下设的五个关厂转移到大铲、伶仃、三门、沙头角和东澳,这五个关厂被称为九龙新关。1900年,清政府又在新安县设立盐田、沙头角、下沙等13个缉私关厂。1911年广九铁路通车后,又增设罗湖关厂,另增设莲塘等三处关厂。九龙关还根据《中英铁路工作协定》在九龙火车站设置了关卡。

  到了民国时期,九龙关将总部设在香港中环公主行,在宝安县下设13个支关,分别是,垃圾尾、大铲、文锦渡、罗湖、莲塘、沙头角、大鹏、南澳、沙鱼涌、澳头、三门岛等。同时在蔡屋围设有检查站。但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仍聘用英国人为海关的总税务司,九龙关的大权仍在英国人手中。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8年根据当时民国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署与香港政府签订的《关务协定》,又分别在香港西环、油麻地设置了关卡,总部仍设在香港。至1949年10月深圳解放时为止,九龙关设在香港地区的机构有总关和下属关卡4处,设在深港边境的则有沙头角、莲塘、文锦渡、罗湖、沙头、白石洲、桂庙、蛇口以及位于海上的三门岛、大铲(在停泊海上的趸船上办公)等关卡10多处。但由于总关一直位于香港,因而主要关产(约占90%)全在香港,税款和经费存在香港银行,数十艘缉私舰艇也均停泊在香港。

  1949年10月21日,中共地下党成功策动九龙关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随即由九龙海关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九龙关。原在香港的机构以“九龙关驻香港办事处”的名义保留在香港,总关改设在深圳。1950年1月28日,根据海关总署关于改订全国海关名称的决定,广州市军管会海关处发出命令,九龙关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九龙海关,保留“九龙”这个关名的意义,在于显示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当时,九龙海关设有15个支关及办事处,但从1950年2月起,就陆续撤消和移交给有关部队,边境几乎完全由公安部门和部队进行控制和管理。到1979年时,九龙海关仅存文锦渡支关及驻邮局的办事处,文锦渡口岸仅是通过一座简易的木桥与香港相连,作为运输牲畜通过的通道。九龙海关仅为处级机构,归属广东省外贸局直接领导。

  从1949年11月12日起,沙深宝公安局开设了罗湖、文锦渡两个关口,开始实施出入境边防检查。1950年7月,根据国务院《关于边防组织计划草案》精神,成立了“广东省公安厅边防局深圳检查站”,简称“深圳边防检查站”,接管了原由沙深宝公安局开设的罗湖和文锦渡口岸,建立了罗湖、文锦渡两个检查大队,担负出入境人员、行李、货物的边防检查勤务。1952年7月,两个检查大队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边防检查站”。1965年7月,增设笋岗列车检查组。

  1979年,深圳建市。1980年,国务院决定将各地海关建制收归中央,九龙海关作为直属海关转由海关总署直接领导。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1981年4月,九龙海关升格为厅局级机构。1983年1月,经海关总署批准,九龙海关设立9个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二线)的海关管理机构,同时还成立了蛇口分关。1985年2月,根据海关总署通知,下属各分关、支关对外一律称“海关”。同月,成立沙头角海关。1986年10月,将盐田海关和西沥海关分别划归沙头角海关和南头海关管理。1987年1月,撤销原设于罗湖口岸的行李监管处,成立罗湖海关。此后,还陆续成立澳头海关(后改名为惠州港海关)、皇岗海关、驻惠东办事处、笋岗海关、梅林海关、大鹏海关、深圳机场海关、福田保税区海关、同乐海关、沙头角保税区海关、九龙海关驻港口办事处。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百年国耻得以洗雪,九龙海关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关。

  从1980年1月起,深圳边防检查站先后归属武警广东省总队、广东省边防总队负责管理。后来根据深圳特区改革开放发展的需要,陆续增设了下属的各个口岸分站。1994年1月,深圳边防检查站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边防检查总站”,隶属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1997年12月,该站已建成海陆空对外开放口岸体系,下辖梅沙、盐田、沙头角、罗湖、文锦渡、皇岗、蛇口、笋岗、三门岛、机场10个边防检查站和火车站检查站。1998年1月1日,根据国务院、公安部指示,又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隶属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由现役制人民武装警察改制为职业制人民警察。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前,深圳只有罗湖和文锦渡两个陆路口岸。由于九广铁路从罗湖口岸通过,经罗湖出入境的除了每天定期的输港物资专列和数量有限的进出口贸易货物外,主要是国内赴港探亲或经香港出境转去其它国家的出国人员、国外来华人员和港澳台回内地探亲返乡的同胞,以及深港两地的边民。深圳建市前,位于深港“边界”上的各口岸基本是实行封闭式管理,对外业务很少,口岸协调工作靠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各口岸查验单位轮流主持。由于各口岸查验单位之间互不隶属,分工也不够科学,而且各单位各有各的主管部门和规章制度,相互之间业务存在交叉,管理范围和查验项目重复,很容易产生矛盾。为综合考虑口岸的组织协调工作,从整体上发挥各口岸的各项功能和提高口岸运行效率,1970年10月20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组建了中共深圳口岸临时委员会。1973年11月7日,中共深圳口岸委员会正式成立。1976年3月5日,宝安县委成立县委边防口岸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领导小组成员由宝安县委和各口岸单位及县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以会议制度进行运作,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承担综合协调管理职能。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深港两地的交流和合作规模不断扩大,进出口岸的人员和物资呈现持续的高速增长。为此,在深港边界260公里的海岸线和与香港接壤的28.5公里的陆界上,经深港双方的多次谈判,不仅多次改扩建了原有的罗湖和文锦渡口岸,而且新建了一批口岸,使深圳口岸形成了海、陆、空口岸俱全的开放格局。

  1978年10月,文锦渡口岸正式对外开放,并于1979年1月12日与香港正式直通货运汽车。1981年增辟为客运、货运口岸,成为深圳第一个综合性客货运公路口岸。1981年9月22日,蛇口港正式对外开放,成为深圳第一个海港口岸。1985年6月,罗湖口岸经过改扩建后,新的联检大楼开始启用,从而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旅客流量最大的旅检口岸。1989年12月,皇岗口岸正式开通,现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1990年6月11日,国务院批准盐田港成为对外开放口岸,现已成为全国十大海港之一。1992年2月10日,深圳机场被国家批准正式对外开放,现已成为全国第四大航空港。连接香港西北部的深圳湾口岸于2007年7月1日开通。同年8月15日,福田口岸连同九广铁路落马洲支线同时开通。

  到目前为止,深圳已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的口岸达14个,分别是:罗湖、皇岗、文锦渡、福田、深圳湾和沙头角6个陆路口岸;蛇口、赤湾、东角头、妈湾、梅沙、大亚湾、盐田7个海港口岸;深圳机场1个空港口岸。此外,还有经省政府批准的3个二类口岸,分别是:蛇口装卸点、沙鱼涌装卸点和莲塘起运点。深港边界现在已经成为国内仅有的一条拥有分布密度最高和最多对外开放口岸的边界。在此过程中,深圳市对深港边界开放口岸的管理也经历了一个随着改革开放而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

  1979年1月,深圳建市后将原领导小组办公室改为“深圳市革命委员会口岸办公室”。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原边防口岸工作领导小组于1981年2月10日改称为“深圳市口岸领导小组”,其基本架构为:组长由分管市领导兼任,副组长包括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口岸办主任以及边检站和海关的负责人,成员则由口岸各单位及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仍以会议形式进行运作。1982年5月12日,原口岸办也改为“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成为市政府承担口岸规划、建设和日常运作、协调、管理、监督及处理口岸涉外相关业务的办事机构。内设秘书处、口岸处,下辖市流动渔民办公室、市渔港监督站、市渔政管理站和蛇口口岸办。1984年8月,还组建了深圳市口岸管理服务公司;1987年6月,还成立了罗湖联检大楼管理服务公司,后者于1990年3月并入口岸管理服务公司。

  1995年7月,国务院选择深圳进行口岸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分布在深港边界上的许多口岸率先成为进行各类改革的试验点。12月29日,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由市政府牵头,驻深各口岸查验单位和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组建了“深圳市口岸管理委员会”,其日常工作由市政府口岸办负责。1997年6月,市口岸管理服务公司更名为深圳市口岸管理服务中心,为市口岸办的直属事业单位。这种组织架构、职责分工和管理模式直到2000年底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同时,作为全国唯一的口岸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单位,深圳口岸从11个方面出台了20项改革措施,建立了“边检管人,海关管物,其它单位配合把关”的口岸监管模式,简化口岸查验环节,提高口岸通关速度,对查验单位实行“收支两条线”的财务管理体制,实行边检职业化改革,实行“一水一监”的港监管理体制,建立深圳陆路口岸计算机查验网络,实现各查验单位信息资源共享;从1994年到1997年实施口岸体制改革的4年间,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平均每年递增12.2%,出入境车辆平均每年递增6.2%,进出口货物平均每年递增6.8%。

  在旅客查验工作方面,1979年海关就实行了“免税通道”、“应税通道”的“双通道”检查办法;1983年开始实行以技术检查为中心的“接受申报——技术检查——重点抽查”的“三线一条龙”查验办法;1985年开始简化实行多年的入境旅客外币、金饰、重点物品的“三登记”手续;1986年起按国际通行办法实行“红、绿通道”检查办法;1993年起实行“敞开式”大通道验放,极大地方便了过境旅客。

  在边防检查上,1979年将原来证件查验“检查、盘问、复验、盖印”四道手续,改为三道手续,取消了“盘问”手续。1984年进一步取消了“复验”手续,而且将检查与盖印合并为一道手续。1988年在罗湖口岸启用全国第一套边防检查计算机验证系统,由此出入境证件检查开始向自动化查验转变。2006年6月16日,罗湖口岸采用指纹进行身份识别技术的旅客自助查验通道开通试运行。

  在货运通关制度方面,海关1983年在文锦渡口岸设立了特区货物和鲜活商品等专用通道和专用报关窗口,并实行随车监管、预先报关等制度;1987年起,实行分类管理办法,对部分进出口货物实行“先凭清单验放,每月集中报关”的监管方式;卫生检疫首先在皇岗口岸启用“出入境车辆电脑报验系统”;2003年6月28日,皇岗口岸正式开通“出入境车辆自动检查系统”——“快捷通”验放进出口车辆。

  据2000年的统计,设立在深港“边界”上的深圳口岸已经是全国最为繁忙的口岸,从深圳口岸出入境的人员已经占全国出入境人员总量的59.8%,位居全国首位;出入境船舶占全国出入境船舶总量的11.8%,其中外轮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之首;出入境车辆占全国出入境车辆总量的68.3%,位居全国口岸之首;进出口货物量和集装箱处理量已列全国沿海港口第二位和世界集装箱港口第十一位;征收的税款比1979年增长了105倍;从1979年到2000年的22年中,深圳口岸监管出入境车辆1.01亿辆次,旅客9.2亿人次,进出境货物4.7亿吨,征收税款798.2亿元人民币;查获走私案件9.05万宗,偷引渡人员1.9万人。深港“边界”已经成为联系深圳和香港之间的一条黄金纽带,深圳口岸在深圳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目前,在深港“边界”各口岸设有的主要综合管理服务机构有:深圳市口岸管理委员会和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检查检验机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前身由国家深圳动植物检疫局、国家深圳卫生检疫局、国家深圳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合并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事局、中国船级社深圳分社。

  结束语

  从1997年7月1日开始,存在已有百年之久的深港“边界”已经进入历史,大步跨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从表面上看,这条“边界”的两侧似乎风光依旧,但实际上却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现在的深港边界,只是在“一国两制”条件下的两个行政区域之间的一条边界,边界的两侧同属于一个中国,彼此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无论发生什么问题,双方都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随着深圳和香港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愈加紧密,深港边界及其管理模式也许将会继续发生变化,但这一变化已完全不同于过去在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主权国家之间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只会是更加有助于边界两侧双方的更好发展,而决不会成为彼此发展的障碍。也许这条具有100多年历史的深港“边界”仍会继续存在下去,但可以相信的是,深港“边界”曾经给中华民族留下的历史创伤必将消弥于不久的未来,而关于深港“边界”的所有历史档案将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段永远难以忘怀的特殊的历史记忆。(常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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